考古学是如何在中国孕育而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又由哪些人带领中国考古学走上了重建中国古史之旅与新学术之路？
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正式上市。
该书系统阐述了中国科学考古学早期的发展历程，讲述中国第一代考古专家置身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中走出重建中国古史之旅与新学术之路。
作者陈洪波站在百年前考古学“国家队”的角度，系统勾勒了中国科学考古学从萌芽至壮大的轨迹，为读者呈现了中国科学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的兴起
1928年，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筹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该所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的标志，当时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著名学者。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系统阐述了史语所1928-1949年以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为代表的重大考古活动，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不仅展现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田野工作的流程与技术，还深入探讨这些活动背后的学术理念、组织策略、政治斗争以及与各方力量的博弈。
这不仅是为新生的中国考古学画像，也是为近代以来蹒跚学步的中国科学画像。史语所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及成就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安阳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它是我们追溯中华文明起源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科学考古的缩影。
中国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专家几乎都是从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更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梁思永：中国考古学的“巨星”
在中国科学考古学发展史上，有不少重要人物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等，他们各有擅长，分别从不同方面对中国考古事业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共同构建起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大厦。
特别是梁思永，在中国科学考古学的早期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张忠培先生曾这样评价：“梁思永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位‘巨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
他是当时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作为中国的第一批考古学者，梁思永先生的贡献不仅仅是在中国建立了考古地层学的典范，撰写成熟的考古发掘报告，还在于他主张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奉献一生于其中。
他不仅是后冈三叠层的发现者，也是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城子崖》的手定者。
1930年夏，26岁的梁思永学成回国。夏鼐说：“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他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他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
自从梁思永加入之后，殷墟发掘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在当今社会，“考古学”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科技考古手段的普遍应用以及各类学科的交叉发展，我国考古学的发展日新月异。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是一座考古名人堂，呈现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的人生、思想与精神；是一部民国时期考古工作的纸上纪录片，揭示一代人对精神家园的执着坚守和对中华文化源头的艰辛探索；也是一卷中国科学考古学成长史，记录中国考古学如何积跬步而至千里，汇细流以成江河。
通过书中的照片和资料，读者仿佛穿越时空，在一次次发掘与思想碰撞中，体味中国文化之绵厚、历史之辉煌。
文|记者何文涛通讯员余向丽
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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